法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让－伊夫·塔迪埃在《二十世纪的文学批评》的开篇就说，“20世纪里，文学批评第一次试图与自己的分析对象文学作品平分秋色。”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是一个理论与批评的时代，人们在这一百年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冲击和观念革新。清理这一百年来西方文论的精神历程，呈现其内在的知识谱系和理论脉络，对中国文论建设，对一般研究者和文学爱好者来说都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
王岳川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西方文论的译介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次由他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丛书”可以说是一次全面、深入梳理百年西方文论思潮的努力。这套书有8册：《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王岳川著）、《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王岳川著）、《接受反应文论》（金元浦著）、《后结构主义文论》（方生著）、《精神分析文论》（陆扬著）、《形式主义文论》（方珊著）、《“新马克思主义”文论》（马驰著）、《女权主义文论》（张冰岩著），可以说基本上囊括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主要思潮。清理各个理论流派的缘起及其历史背景，阐述其重要代表理论家的主要思想，指出其方法论特征，并通过其理论的具体实践运用，讨论其当代意义和局限之所在，这是整套书的基本写作精神。
在我看来，这套书有如下几个特色。一是，把握整体，探源溯流。整套书从总体上把握每个理论流派的内在思想脉络和精神意向，显示出清晰明畅的学术风格。应该说，对于这些理论流派的介绍国内已不少，但能够这样集中全面地研究，深入厘清各个流派的内在理论精神的尚不多见。以往对于一些重要思想家的介绍也可以说多如牛毛，但从一个流派的角度，寻绎他们思想的碰撞和亲缘关系，从而突显其理论渊源和学术意义，更有助于人们学习理解，也避免了见木不见林的不足。第二，紧扣思想语境，突显问题意识。进入西方文论的一个直接有效的方法是带着中国的问题意识，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每一西方理论流派产生的具体语境，从自身问题中寻找西方话语的阐释有效性和价值取向，避免简单的照搬和套用。因此，王岳川教授认为在研究各种西方的“主义”时，必须弄清其思想文化“语境”，即我们面对的是方法论问题还是本体论问题？是新问题还是旧问题甚至旧题新出？是西方的问题还是人类共同的问题？是民族国家的问题还是全球性问题？是现代性问题还是后现代性问题？尤其是这一世纪以来受西方影响的中国文论出现了怎样的问题？等等。从中国的问题进入西方的问题再回到中国的问题，这或许是研究西方理论的基本理路。同时，他认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不仅是当代西方思想学术发展新问题的表征，也是人类20世纪所面临的文化转型的话语处境。汉语思想与西语思想的关系，并非东西方之间的话语紧张关系，而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上的面对人类未来发展的共同境遇。”正是基于这样的深宏的眼光和价值尺度，我们才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来认识西方当代文论思想的意义。第三，立足原典，以点带面。参与这套书籍写作的作者都是研究有年的中青年学者，他们都有着很好的外文功底和专业基础，在相关领域的研究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开阔的视野，能入乎其内，亦能出乎其外。在写作过程中都是直接运用外文第一手材料，不管是英语、法语还是俄语原典，首先都以得其本义为出发点，尽量避免二手材料的以讹传讹的可能。在写作体例上主要以每个流派的重要理论家的思想为线，以点带面，做到了理解准确、梳理清晰、表达明畅，对于初步了解和深入研究有关理论都有参考价值。可以说这套书基本上能够代表我国当代中青年学者在相关西方文论研究领域的水平。
20世纪的西方文论是一个复杂的大题目，它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还在发展延伸。10年前拉尔夫·科恩在《文学理论的未来》的序言中就认为当今“正处于文学理论实践的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人们需要了解为什么形式主义、文学史、文学语言、读者、作者以及文学标准公认的观点开始受到了质疑、得到了修正或被取而代之。”当今流行的后殖民理论、女权主义、文化研究、少数话语边缘诗学等理论，正以新的研究方法和观念改变着文学研究的传统范式。在这世纪交会之际，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深，文化的冲突、对话、交融也在加深。西方话语的任何翻新与剧变都会在中国得到回应。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恩眼中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不仅是西方文论的未来，它很可能也是构成中国文论未来的一部分。因此，对于当下的文学研究者来说，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进一步加深对西方理论的学习与批判，从而在一种清醒的借鉴意识中走向自我批判与自我完善的不懈自我建构过程。无疑，王岳川教授所主编的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丛书正是这不懈自我建构努力的构成部分。
